端午節前，Adon拎了兩只台灣北部粽回來，說是事務所同事給的，和我熟悉的嘉興粽子大不同，是用炒過的米包裹爌肉、金鉤蝦和香菇蒸熟，美味濃郁。見我很稀奇地拍了照，Adon忽然問：“你要po到哪里去？最好不要po Ins和FB上哦。”我說打算po朋友圈而已，問他緣故，答說台灣南北粽每年都有一戰，我一個大陸人要是在台灣朋友的視線里公開誇獎北部粽好吃，可能會被當成在diss南部粽。我吃驚道：“這種二極管思維怎麽台灣也有?”但想到台灣本土疫情爆发以來，目睹網絡意見撕裂之激烈，心有戚戚然。
在作為陸配進入台灣之前，我來台灣旅行過兩次，也有朋友在這里做過交換生，受校園里平權氛圍的熏陶，很早就成了堅定的女權主義者。台灣同婚合法化後，大陸的性少數群體奔走相告，仿佛看到婚姻平權的曙光，而在我眼里，那位高知、愛貓、撐同志的女性領導人更是光芒萬丈，以至於第一次認識Adon談論到她時，发現他居然不像我這麽擁躉，心里有點不快，覺得直男的認知果然有局限，何況他在意大利呆了快十年，上一屆選舉也沒參與投票，只是看看聒噪的政論節目和PTT，維持不脫節而已。他不知道我對台灣的天然好感從何而來，就像我一開始對他批評島內的怪狀也感到費解。
在意大利留學的時候，我只是一個拿短期簽證的“中國學生”而已，不需要像移民那樣努力尋求融入，但在台灣，我的身份要覆雜得多：是“外籍配偶”，但又不像東南亞人士尋求“歸化”；申博的時候，要不斷確認自己應該報“陸生”還是“一般生”；工作面試的時候，面試官看到“大陸籍”往往面露難色，反問我怎麽不在大陸就業；回到開頭的粽子話題，連po文都不可以是隨意的分享，需要像在墻內規避敏感詞一樣搞自我審查。一個大陸人在台灣的輿論場里，說啥都變得敏感，挺誰都好像居心叵測，而用簡中還是繁中打字，似乎比起我真正說了什麽更重要。
在台灣啟動三級防疫之後，我和Adon似乎又回到了去年最頻繁發生的狀態：閉門不出，嚴格消毒，依賴外送。經歷了米蘭的封城、南京的隔離之後，我們似乎應該對這種生活遊刃有余，也應該有這種覺悟：自由本來就是奢侈的，過去我們擁有過的自由，只是因為運氣好罷了。
疫情的來臨就像愛倫坡的小說《紅死神的面具》，新聞里飆升的死亡數字搭配近在咫尺的慘狀，飼養人們的恐懼和憤怒，被龐大的宣傳工具吞吐，轉為政客的養分。當權者總是找得到為自己開脫的理由，就像不想上學的小朋友會裝病，厭倦上班的青年會摸魚，怎麽能指望官僚體系忽然超越人性，佛光普照了呢？何況這泥沙俱下的網絡里，講科學理性是沒有流量的，而算法也熱衷於將最拉仇恨的言論推到你眼前，引誘你捍衛偏見——這是看不見出口的茫然中，唯一能抓緊的稻草。
我對Adon說，還好我們在大多數事情上沒有相左，不然這一波又一波的居家隔離會變成兩個人的地獄。Adon說，那就看誰更能洗腦，總得有一個被說服。
“……好吧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