意大利疫情爆發前夕，我和Adon在米蘭北公園拍攝吉他影片。 （2020年2月）
再見，米蘭
我2016年秋天去米蘭的時候，那兒有紅、黃、綠、紫四條地鐵線，據說正要開一條藍線，中國人都琢磨著沿線買房——這信心來自前一年舉辦的米蘭世博會，興了一圈土木，欣欣向榮的勢頭讓當地的中國人也掙到了錢。在海外闖蕩的人向來是無所畏懼且腦筋靈活，錢一多就開始買房，無論是白菜價的法院拍賣房，還是門檻夠低的保障性住房，統統收入囊中，到手之後隔成幾個房間開始出租，往往是不帶住房合同的那種，這是普通意大利人不太敢想的生財之道。
米蘭地鐵圖（2018）
秉承著意大利效率，藍線迄今未竣工，據說還要再修上兩年，而唯一途經華人街的紫線地鐵上，年輕的中國面孔越來越多，許多是像我這樣租了華人房子的留學生，有著無憂無慮的神氣。在意大利疫情爆發之前，他們的社交媒體動態是米蘭大教堂的餘暉，加里波第廣場的雞尾酒，MUDEC美術館的網紅展，疫情之後變成了網課截屏，外賣曬單，寵物日常。投資者的信心意外地堅挺，疫情面前米蘭的房租不降反升，偶爾在微信群裡刷到一些便宜點的房屋轉讓信息，都是扛不住的留學生在割肉止損。
在突如其來的封城之前，我正在考慮搬離這個住了快三年的房間，因為新工作的地點在市郊，離這裡有一個多小時的通勤時間，而新搬來的捨友一個養貓一個養狗，讓公共區積出一個個灰白的毛球。我和Adon在手機上刷Immobiliare（一個看房APP），刷FB上的租房帖，花了好幾個週末去“二黑”出沒的黃線盡頭看房，幾乎就要敲定一個一居室了，全然沒把熱心同事“少出門”的勸告放在心上，也沒有細想那個意大利房東為什麼忽然說“不出租了”，這些訊號像颶風之前尖叫四散的飛鳥，而我卻樂觀地以為只是偶然揚起的塵土罷了。
3月8日當天，米蘭封城，兩天后，意大利封國，這一封就是近兩個月。
起初我和Adon還是保持了樂觀，Adon的幸福感甚至有所提升，因為居家辦公讓他有了更多自由的時間，而我剛獲得畢業證書，尚有積蓄可吃，疫情面前賺錢似乎也變得不那麼要緊，每天圍觀我的老闆負隅頑抗：這位頭髮花白的華僑前兩年剛拍過個人短片，深情回顧了自己三落三起的創業史，正合著兩場金融危機和SARS的時間點，尚不知道新的疫情又會帶來當頭一棒。 到了五月，我最後一次去公司，看到老闆一臉大勢已去，花白的頭髮被他夫人網購來的推子推成了圓寸，他躺在黑色的扶手椅上和我聊了半個鐘頭，抱怨意大利的企業救助遲遲未下達，自己做中意的跨國生意，在兩邊都是局外人。這真情流露的一刻讓我有點感動，甚至有點同情他，只是我的半年合同已經到期了，Adon和他事務所的合同也即將到期，是時候考慮離開意大利了。
米蘭地鐵裡隨處可見保持社交距離的提示。 （2020年5月）
結婚的決定
結婚的念頭就是那時浮現出來的，但與其說這是我和Adon情到濃時的決定，不如說是在這場看不到盡頭的危機之中，“兩個人總好過一個人”的本能選擇。在封城期間朝夕相處，我們倆居然沒有相看兩相厭，還過得津津有味，這讓我們對更進一步的共同生活有了信心。儘管我們都明白結婚意味著放棄一些自由，但作為最古老和最通用的合作關係，它將更多權利的實現變得更容易，把兩個邊緣人迅速拉回主流——危機助推了我們頭腦裡保守主義的勝利。
起初我們打算在意大利註冊結婚，這是當時看起來最容易的方式，封城解除之後，米蘭市政廳很快恢復了婚姻登記預約，我們也大費周章地委託家人在國內做好了認證文件，但萬事俱備，只欠我的Nulla Osta（結婚批文），這是需要中國駐米蘭大使館開具的，而那邊的回復原話是“結婚申請暫不在我館'緊急搬離中國公民公認證業務'範圍，請在疫情以後再來辦理”——好吧。
儘管我們原先就有心理準備，兩個外國人在疫情爆發的意大利結婚應該是很費勁的，但收到這封回復還是有些沮喪。一位有旅台經歷的「野聲」嘉賓聽說了我們的情況，馬上給我打預防針，說“陸配”這個事情一直就听說很複雜，要多些耐心。 我們結婚的途徑只剩下回大陸，但三月起執行的“五個一”政策讓機票水漲船高，六月起又要求核酸檢測，遷徙之路不斷被收窄。六月底漢莎航空恢復訂票，有米蘭中轉維也納飛上海的票，我立即下了單，半個月後收到航司通知，說第一程機票取消，建議改簽到九月底，轉道南京。這使得我們的出發推遲了一個多月，但比起之後增加的雙陰性證明要求，以及使館停發轉機回國旅客健康碼的舉動，我們已經是運氣不錯了。
Adon在米蘭街頭表演（2020年7月）
下一站……？
九月底，我和Adon入境南京，接受了為期兩週的就地隔離；十二天后，Adon的父母從台灣飛抵上海，接受了“3+11”的隔離；十月底，我和Adon在蘇州完成了註冊登記；十二月初，我們在港城老家舉辦了婚禮。熱乎乎的人情包裹住我們，像是自助餐廳裡往水果串澆上一層又一層的巧克力糖漿，這和米蘭形成了對比：在米蘭的時候，沒有人關心你們要幹什麼，而在老家，每個人都關心你們要幹什麼，並且不吝指導。 “留在大陸賺大錢”是大多數人的看法，畢竟WHO九月就盛讚這裡防疫得力，而國內媒體報導的外國都水深火熱，連Adon的意大利同事都憧憬著去上海淘金呢。
如果說在米蘭居家隔離的日子是“螺螄殼裡做道場”，回到大陸則是恍如隔世：包郵區的大開大建比我離開時更迅猛，杭州朋友兩年前買房的荒地如今已經蓋成了新的CBD；疫情催生了更多的外賣員，各種購物APP鼓勵你帶圖、帶視頻點評，並且在你下單的時候偷摸摸推銷信貸；醫美變得稀鬆平常，繼微整形和整牙廣告之後，植髮廣告開始兜售新的焦慮；“女權”從污名變成了流量標籤，拳師與屌癌齊飛，而性別差距報告的排位仍在逐年下滑……眼前發生的一切快得令人眩暈，讓我想起了趙麗蓉老師在小品《如此包裝》唱的Rap：“我張不開嘴兒，我跟不上遛，你說我難受不難受，你說難受不難受？”
在離開米蘭三個月後，我仍然能記起那時隔著地鐵車頭的大玻璃窗，看自己的影子懸浮於城市的黑暗腸道中，而此刻的疏離感並不比那時更少。在米蘭的最後一年，疫情擊碎了許多理所當然，也帶來了許多意想不到，在我們不可預知的人生遊戲中，這一年註定是一個意義非凡的存檔點。
Ciao, Milano!
